说药（续）

本草之药，最初起源时只有三百多种，清末发展到二千多种。除了来自植物、动物与矿物，也有来自手工业、冶金、制盐等早期简单的准化学制品。道士们的炼丹术，其实是中国唯一的化学传统，不仅发明了豆腐，也发现了一些合成药。道家渴望炼“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丹药。外丹是药物，内丹即对免疫力的修炼。此类记载可读晋代葛洪《抱朴子内外篇》或明末伍冲虚《伍柳仙踪》等，毋庸赘言。另如张骞出使西域时，也曾带回过一些西域药物，与汉地产中药混在一起。但无论来自哪里，中药的用药方向，就是看“归经”或“入经”，这就涉及到中医的人体观念。即每一种药，都提前被设定到五脏六腑或十二经络，或奇经八脉的结构之中。经络的经，同时也是六经或十三经的经。《说文》注云：“经，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为什么用同一个字？——因在中国人看来，从上到下，从古至今，纵向一以贯之，永远不变的那个东西，就是经。其中也包括经纬（地理）、经验（阅历）、经世（政治）、经理（管理），经过（途径）等，即无论自然、文化、社会、言行还是人体，观念的模型应该是统一的。

药，对于人体经络可以是外来的（医学），也可以是本来的（免疫力）。

所以“说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内容也很分散：可以讲单纯的医案故事，也可以讲鬼神、传奇、身体、欲望或医患的心理学。故“说药”自宋代至明清笔记，广泛存在以医案为线索的志怪传奇之作。如清人许奉恩在笔记小说集《里乘》中，有一篇“祝由科”云：“黄帝有二臣，曰岐伯氏，曰祝由氏，皆善医。岐伯治疾，按脉能知人七十二经，投以药，无不效。祝由氏治疾不用药，惟以清水一碗，以手捏剑诀，敕勒书符水面，以饮病者，亦无不效。祝由氏为湖南辰州府人，故今辰州人多善此术，名曰‘祝由科’”云云。不过，这显然只是在为《黄帝内经》以后被淘汰的巫医勉强寻找另一个源头而已。但作为志怪，也可拿来消遣。中国人对待巫医，自来有信邪与不信邪（感冒古名“风邪”，至今日语沿用）两种态度。如东汉那位道士医生于吉。陈寿《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但在干宝《搜神记》与罗贯中的演义里，他被不信邪的孙策所杀，然后又用咒语杀了孙策。

人到底为何会生病？这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哲学命题。作为治病之物，药的来源，也不仅属于自然科学，可能有些也会属于人文科学（包括宗教）。因病的来源不仅是物质的，更多的还有对未知、灾难与死亡的恐惧。如清人李庆辰在《醉茶志怪》卷二也写有一篇“疫鬼”，云：

邑城隍祠，每四月有赛会。邑人戴假面具，彩衣持叉，装作魑魅魍魉，即乡傩之遗意也。壬戌岁，大疫流行，五六月尤甚。有宋姓者，夜起街前遗秽。见灯火自西来，有厉鬼数十，状皆奇丑，持叉而过。宋疑为会也，视其去远而返。归述诸友，友惊曰：“此非赛会之时，乌得有是！”宋亦愕然。陡觉身起寒战，吐泻大作，及晓而亡。

在古代，瘟疫或流行病的忽然出现，被看作是一种命数（即便在今天，很多人也未尝不是如此看）。只是“说药”的传统，往往会被“说鬼”的传统所掩盖。如旧读袁子才《新齐谐》，便有《医肺痈用白术》一则，全文曰：

蒋秀君精医理，宿粤东古庙中。庙多停柩，蒋胆壮，即在柩前看书。夜，灯忽绿，柩之前和，槖然落地，一红袍者出立蒋前，曰：“君是名医，敢问肺痈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治用何药？”曰：“白术”。红袍人大哭曰：“然则我当初误死也”。伸手胸前，探出一肺，如斗大，脓血淋漓。蒋大惊，持手扇击之。家僮齐来，鬼不见，而柩前亦如故。

白术并不治疗肺痈，只能治脾虚、腹泻或水肿。类似的药，或应为白芨（因《本草纲目》云白芨“主治痈肿恶疮败疽，止惊邪血邪血痢。止肺血”等）。袁枚书写白术，或是抄本误字，鲁鱼亥豕，也未可知。

在《新齐谐》中还有一些医案志怪，如《疡医》一篇，记述有疡医（即专门治疗疔疮、溃疡或痈疽的医生）霍筠，偶遇家住树林中一群幽魂人家，有老妪与夫人，并为其家一位化身为丽人的少女幽灵名宜春者看病。因宜春的疮疾长在私处，遂其令丽人“斜卧向内，举袖瘴面，筠坐床侧，款款启衾，则双臀玉映，谷道茧细而霞深，惟私处蔽以红罗，疮大如钱”云云，然后霍筠用扇子上所系的紫金锭碾碎，再调和砚水，并亲自温存地将药敷在宜春幽美而羞涩的臀部上。而“女但微笑，不作一语”。后来两人成了夫妻，还生子女二人。直到宜春有一天忽然准备了一辆牛犊小车，车上满载着其母亲、丫鬟蕊儿与婢女等十几个人，也不觉得小，然后便“瞬息不见”，从此消失了，只留下一片哭泣声。

“紫金锭”本是一种合成药，又名玉枢丹，其中包括紫藤花、紫藤皮、红大戟、酒、朱砂等。紫藤在西晋嵇含的植物学著作《南方草木状》中就有记载，《本草》里也有，据说能治疗各种疮疾、肿毒、跌打损伤与头疼。清代还有太乙紫金锭，八宝紫金锭等药。有些现在还在用。至于婚姻与房事是否也对少女的疮疾有用，袁枚没有明说。

由于文学参与与道听途说的传闻多，加上江湖骗术常与中医掺杂在一起，百姓甚至读书人也难分真假，故晚清民国一度倡议“废医存药”。从俞樾、鲁迅、梁启超到孙中山，由于西学东渐与对国民性的批判，都对中医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们临终前，中医都站到床头了，但依然坚定拒绝。其实按照年龄，乃至治疗事故，如果用中药缓解，他们也许就不会去世，起码不应该那么快）这就像钱玄同、顾颉刚到周有光等当年怀疑汉字，甚至要完全取消汉语汉字一样。文明频临危亡关头，激进改革是不得已，可以理解。但后来历史又证明这些是草率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带着科学、人道主义与西医东渐后，启迪民智，中医立刻被质疑，这不仅因中药在传说中的巫风气质太强，还因世间庸医现象太普遍。大多数怀疑中医者，也都是曾被庸医害过的，至今如此。但很多文化遗留问题，不能随便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变成一刀切。譬如琴棋书画也都是帝制时期的产物，莫非都必须给“反帝反封建”或“破四旧”才算科学吗？中国传统学问技艺的问题在于门槛太低：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丹道禅定、周易玄学……没有标准化训练与数据（就像中药的疗效与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似乎谁都可以来学个半截吊子二把刀，浅尝辄止，只要糊弄外行够了，然后迅速拿来挣钱骗人。庸医也不是今天才有，自古朝野上下就很多。如清人和邦额《夜谭随录》中的一篇“某太医”，直接说其是“肥马轻裘，日奔走于九门，以时致富。延请者日积于门，非日晡不到病家，不顾病者之望眼欲穿也。每视一病，写一方，不论效不效，例奉千钱，否则不至也。日暮归，从人马后，囊槖尽满。人或怪其来迟，则色然曰：‘甫从某王，某公主，某大老府宅中来’。盖非一时势位炫赫者，不肯流诸齿颊也”云云，后来这太医因自知用药杀人太多，于是反复梦见一人（去世的患者之鬼魂）索债而死。

即便满街都是烂字，就能说书法传统本身是错的吗？从宗教、政治、商业到文化，各行各业都充满了诈骗、制度化思维、混混儿与庸才，中医并非特殊现象。

传统中医诊治时，是不太看人体数据的（医院的中医科还要参考体检数据，过去是不可能的）。望闻问切是四种“视窗”，中医从脉象、症状与对生活细节的询问，基本可以判断整个人体状况。这种判断很模糊，但的确又是真实的。

人对身体的认识是多样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在变，但人体结构没有变过。至少这一万多年来是如此。传统医学都十分重视这一点，无论欧洲医学、埃及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苗医、蒙医或藏医等。人体的外表是有限的，但其变化却具有无限性。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最初都是直接从观察来，然后靠历代经验慢慢积累。按照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的观点：“近代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知识仍然被视为一个整体”。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哲学、科学、数学、艺术、天文、物理与医学等学科，实际上和中医不分科一样，也是不分家的。一个好的中医常是全科医生，他必须了解患者身体乃至生活的全部情况，而且其知识结构也必然是与中国的文史哲与古代各类百科知识相关联的。尽管在五十年代流行的《中医学概论》（南京中医学院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书上，中医已经分科。但理论上仍是整体论。西医也类似。最起码在欧洲，纯粹哲学的启蒙思想要在十八世纪以后才完成。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都是混一的，故大家能看到画家达·芬奇，同时也精通机械学、几何学、物理学与解剖学等。他绘制的人体解剖图，是当初最著名的。欧洲医学非常重视人体解剖学。只是这种解剖学是建立在尸体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如皇帝也曾做过残忍的活体解剖——也就是说，在进行医学观察时，生命已经不存在了。身体的一部分残留组织能观察到，但对另外一部分，即作为活体的运行情况，则可能是在隔空打牛。如美国学者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谈“人体内部”，并明言：“医学世界是一个有多种隔阂的世界——书和人体隔离，知识和经验隔离，有学问的医生和最需要救治的人之间的隔离。”因早在古罗马时期，奥勒留皇帝的著名御医盖伦（ClaudiusGalenus,～）的《论人体各部分的用处》《气质》《本能》，以及他影响深远的“元气论”与“生命精神与动物精神论”（有些理论很接近中医）就已经意识到生命过程来自某种元气进入体内后的转换问题，但他无法验证。他虽然著有十六部“盖伦医典”，撰写过据说超过五百部以上的医书，但他却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式的“缺陷型百科全书医学家”，因为很多解剖学结论，是在之后才证明的。当然，盖伦的影响也触及西方的“说药”的文学，如英国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那些医学博士，就都知道他。

盖伦像

达芬奇的解剖图

中医针灸脏腑明堂图

十五世纪以后，解剖学急速发展，有如安德烈·维撒里的《六副解剖图表》、哈维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圣托里奥《论静态医学》以及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马尔里基的《论肺脏》等著作，本质上都是对盖伦解剖学的不断修正。西医先驱们通过揣测、动物身体（如猴、猪、鸡、狗、鱼、蚕与青蛙等）、不断与人体比较，加上温度计与显微镜的发明，从微观里把人体结构的分析往前推进，数百年来逐渐成为西医的金科玉律。尽管盖伦当年是用猴子作解剖学替代品，因“猴子最接近人类”（他们一度也认为猪的内脏结构是与人类最接近的），他对此也从不隐瞒。但这样的研究势必有很多错误，如在骨骼方面，其精确性甚至还不如十三世纪阿拉伯医生在大瘟疫后对骨骼的研究。血液、血管与心脏的运作关系，也通过对静动脉与神经的观察开始被发现。从中世纪到近代，医学研究需要大量尸体来作解剖。尸体或来自战争，来自盗墓（就像《双城记》里的情节），或来自谋杀，以便换钱。尽管基督教内反对解剖学，但经不起现实的需要。譬如十四世纪黑死病爆发后，即便教皇亚历山大死了，也会拿去作医学解剖，以便尽快找到病因。相对而言，如维撒里的解剖学研究及其《人体的构造》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接近了现代医学，他是个天才，28岁就写完该书，并与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同时问世，时间是年8月。但可惜的是，马德里异端宗教裁判却以维撒里为异端，判处其死刑。后改为“朝谒圣地赎罪”，他在归途中去世。

而在中国，年只是中国人开始第一次有烟草的一年，即明嘉靖二十二年。中国没有人关心解剖学。虽然汉以前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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